“杨立学”去上海“抢劫”的那个深夜，他正躺在山东乐陵蓝翔技校宿舍的床上。两个地方隔着950公里，“杨立学”却在不同城市的同一时间，“完成了”这次犯罪。而且，不是在梦里。

两个多月后，趁着警察没找上门，人在山东的杨立学，又在上海“偷”了一辆摩托车。这次，盗窃者没那么走运，警察将他控制在逃跑途中。之后检方指控了抢劫和盗窃两项罪名。

上海警方把刑事拘留通知寄到杨立学的山东农村老家，父母看到后吓了一跳，痛斥儿子为何没做好事。他委屈地说：“我什么都没干。”杨家人提心吊胆过了数日，却没警察上门。

后来法院寄来一份判了实刑的刑事判决书，杨立学的人身自由却未受影响，他外出打工了。他不知道的是，有个贵州毕节籍的男青年，正冒用他的身份，被羁押于上海市闸北区看守所。

尽管两人外貌相差甚远，但所有办案人都没分清真假杨立学。“这事儿发生在11年前了，也算‘纸面服刑’吧！”杨立学苦笑着说。

 

最终结局是，冒名者先后被判刑5个月和4年有期徒刑，杨立学则一直为这个小自己两岁的陌生人，背负着刑事犯罪记录，处处遭受白眼。“可把我害惨了，这些年，连老婆都差点不相信我，村里人也觉得我是个既偷又抢的坏人”。

2019年，杨立学开始走上维权之路，2020年8月份，上海市有关部门才纠正了杨立学名下的抢劫罪记录，可盗窃罪至今还没改过来，案底也一直背着。

 

“你是不是真犯过事儿？”

今年35岁的杨立学，仍奔走于全国各地打工。每次远行，他都不愿乘坐火车或巴士，而是开着自己的小轿车，“不是因为我太装，是刷身份证时，总会被工作人员看到犯罪记录。”这些年来，他受够了外人的异样眼光。

回到家后，他还得面临另一种压力，老家亲友，甚至父母、妻子和儿子，时不时还总问：“你是不是真犯过事儿？”刚开始，杨立学尝试解释，但案底一次次被查出后，他也绝望了。

慢慢的，杨立学觉得自己好像是过街老鼠，村里人虽然没明说，但总觉得背后有人对他指指点点，“事情太巧合了，难免让人怀疑。”

麻烦的源头，来自杨立学的打工生涯。他1985年出生在山东省乐陵市杨安镇前杨村，2001年初中毕业虽然考上高中，但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外出务工。

从2001年9月起，杨立学在天津养过鸡，在青岛做过相框，2005年辗转到上海当了几个月保安，后来在上海一家连锁式中西快餐店打工。2006年，他进入山东老家的乐陵市蓝翔职业技术学校（简称蓝翔技校，该校与知名的山东蓝翔技师学院没有关系），开始了为期3年的电气焊专业学习。

2006年寒假，杨立学又去上海一家餐饮店打短工，年底回家时，在上海的火车站丢了钱包。他到现在也不清楚是被偷还是掉了，钱包里有200元现金、一张银行卡，和一张身份证。

“正好回去也得换二代身份证，加上现金不多，卡里几乎也没存款，就没报警”。回老家后，杨立学马上到杨安镇派出所申请办理二代身份证，丢身份证的事情也告诉了民警，警察并没有告诉他挂失之类的程序。

三个月后，杨立学收到了二代身份证。此后，他慢慢淡忘了在上海丢钱包之事，开始按部就班在学校上课。

2007年11月，还没毕业的他，在父母催促下结了婚，次年儿子出生。为了让家里过得好一点，杨立学还是利用每个寒暑假外出打工，但开学了就回学校。蓝翔技校出具的证明显示，杨立学上学时，“在校期间始终没有离校，各种表现良好。”

 

 人在山东，却在上海“盗窃、抢劫”

2009年5月7日，正躺在蓝翔技校宿舍床上的杨立学，卷入了一场刑事案件。

据刑事判决书记载，当天晚上11点，一个自称叫“杨立学”的男子，与两名同伙，在上海市沪太路671号门口实施了抢劫，他们使用暴力抢走受害人的包，内有300元现金、一部价值400元的索爱Z558C型号手机，迅速逃离现场。

2009年7月，杨立学正式从蓝翔技校毕业，先回了老家务农。而上海的“杨立学”也在7月30日再次实施犯罪，这天晚上7点，“杨立学”伙同他人，在上海市中华新路619号闸北区中心医院门口，用大力钳剪断了别人的车锁，偷盗了一辆摩托车，价值2120元。

在逃跑过程中，偷车男子被抓获。2009年7月31日，闸北警方将其刑事拘留。在审讯室里，这名男子说自己叫“杨立学”，并准确报出杨立学身份证上的地址和信息，警方依此录入系统。

2009年10月，上海市闸北区检察院指控“杨立学”犯盗窃罪，后闸北区法院做出“（2009）闸刑初字第766号”判决书，判处“杨立学”拘役5个月，刑期至2009年12月29日。同期，“杨立学”之前参与抢劫的事情也案发了，他在拘役结束被释放当天又被抓。

而杨立学当时在山东老家干农活，前杨村的村干部给杨立学父母送来一封来自上海警方的挂号信，里面是对杨立学的拘留通知，罪名是涉嫌抢劫，这让家人一头雾水。

父母开始质问儿子，是否在上海犯过事？杨立学否认，家人根本不信。他们认为，司法机关不可能办错案子，而且是在大都市上海，“否则，怎么不去找别人呢？”无论杨立学怎么解释，也没人相信他，“我只能说，那就看看会不会被抓吧。”

妻子也知道了此事，她埋怨丈夫在相亲时“隐瞒罪行”。很快，这件事也传到村民的耳朵里，虽然没有人在他面前公开议论，但他能感觉到很多人在疏远自己。

“当时，只知道有个抢劫，不知道还有盗窃。”杨立学说，老家派出所也给自己打过电话，主要询问是否在上海待过，以及有没有犯过事儿。杨立学不仅否认，还再次说明曾丢过身份证。

警察也没再多说什么，只让他电话保持畅通。

杨立学在村里一直等到2010年2月份，办案人员也没来找他。他和家人都认为是弄错信息了，就没再理会。又在家里待了数日，杨立学去了位于济南的中车集团的车间工作。

 

到北京旅游被查出案底，在安徽住宾馆遭公安查房

2010年4月，闸北区法院作出“（2010）闸刑初字第247号”判决书，以抢劫罪判处“杨立学”有期徒刑4年。“杨立学”这次不服，提出上诉，但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二审的刑事裁定明确指出，法官审阅了全部案卷材料，并讯问了“杨立学”本人。

闸北区法院把判决书寄到了杨立学的山东老家。父母和妻子看到后，又开始指责杨立学，坚持认为他向家人隐瞒了真相。

但杨家人也很疑惑，被判了刑的杨立学为什么没有住监狱？当时在中车集团工作的杨立学，的确人身自由没受到影响。

从2010年4月22日起，杨立学每月开始缴纳养老保险。当年5月25日，他拿了到济南市公安机关颁发的暂住证。至此，杨立学确信，“应该是办案机关弄错了，否则早开始找我了。”

因为孩子太小，妻子一人照顾太辛苦，杨立学在中车集团干到2011年12月选择辞职。2012年春节过完后，他开始在乐陵老家打工。家人都以为那件事过去了，并试图相信他没做坏事。村里对他的议论，也慢慢消散。

在上海服刑的“杨立学”，第二次的刑期到2013年12月28日，出狱后，他不知去向。这一年，杨立学买了一辆小轿车，平时外出多是开车，很少用到身份证。所以，将近5年时间里，他没感觉到多少异样。

到了2018年暑假，儿子10周岁了，想去北京看天安门。杨立学带着老婆和儿子，和一个亲戚的孩子一起去北京旅游。

在天安门附近安检时，杨立学发现别人的身份证刷一次就过，他需要刷两次，工作人员不仅盯着他上下打量，还小声嘀咕。他以为是身份证核验网络出了故障，没太在意。

在进入国家博物馆安检时，杨立学的身份证又被刷了两次。他询问怎么回事，有警察拿着他的身份证，在警务室刷了一次，说他有案底。

杨立学当即提出质疑，并开始解释。“你没犯事儿的话，怎么会有犯罪记录呢？”有警察质问。交涉期间，很多等待安检的人听到了谈话，并下意识地与杨立学拉开距离。儿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妻子又开始认为丈夫一定“有事”。

麻烦还远不止于此。2018年底，杨立学和老婆以及哥哥到安徽阜阳办事。他们住进了阜阳火车站旁边一家旅馆。在办理入住十几分钟后，有3个警察来到他住的房间。

在房间内，警方对着杨立学，一会儿录像，一会儿拍照，问从哪里来、在阜阳待多久。“他们也没说具体情况，我以为是例行检查。”事后，杨立学想起北京之行的遭遇，便问哥哥是否遇到公安查房？哥哥表示没有。

气愤的杨立学赶到吧台，询问服务员，警察为什么这样做？服务员没明确回答，只含含糊糊说了句：“我们这儿和公安联网，你有啥事，系统会报警。”从服务员的眼神中，杨立学感受到了歧视。

回房间后，妻子再次质问丈夫的过往，杨立学已无力解释，“本来，她都快相信我了，但那个案底，一次次将信任打破。”

还有一次，杨立学和妻子去临沂办事，他准备进入候车厅时，工作人员拿着杨立学的身份证说：“你的事，都解决了吗？”这一次，妻子彻底怒了。

事后，杨立学与妻子一起去了杨安镇派出所，带着之前上海方面寄来的刑拘通知和判决书。说明情况后，民警拿着杨立学的身份证进行了核验，告诉他，两个案底，分别是盗窃与抢劫。妻子让杨立学去解决此事，否则就认为他参与过犯罪。

 

“太尴尬了，这长得一点也不像嘛”

2019年上半年，杨立学决定用法律武器为自己维权。他在乐陵市找了一家律师事务所，讲述遭遇后，几个律师都觉得蹊跷，但没人愿意代理。原因是，他们认为搞不清冒名问题的真正原因，不想得罪人。杨立学又咨询了5个律所，也都被拒绝。

在朋友提示下，杨立学找到乐陵市司法局，工作人员也认为不可思议，并鼓励他维权。

折腾了一段时间，当地总算有律所接了他的案子。当时，这位律师的思路是，直接去上海的法院申请国家赔偿，在陈述理由时，把被冒名的事情引出来。

去上海之前，杨立学想查一下闸北区人民法院地址，以及审判长是否还在位。结果发现，早在2015年，上海市行政区划调整，闸北区和静安区合并，设立了新的静安区。也就是说，杨立学的案件，现在归静安区人民法院管辖了。

2019年6月23日，杨立学与律师到了上海。法院的立案部门说，此事最早错在公安，应该去找警方。警方又对他们说，既然是法院判决的，就该去找法院。最后，静安区法院门卫让杨立学留下一份材料。

杨立学又联系上北京一位律师梁宏刚。梁宏刚决定从检察院入手，2019年10月向静安区检察院递交了《再审建议申请书》，还附上了杨立学的不在场证据。

“静安区检察院一个宋姓检察官很负责，如果不是她，案件不知道会怎么样。”杨立学说。后来，此案转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（简称上海二分检）。2020年1月16日，该院答复杨立学，正在审查办理。

检方还把杨立学带到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刑科所，进行指纹鉴定。过程中，就有办案人员吃惊地说：“太尴尬了，长得一点也不像嘛。”

仅用了半个小时，办案机关就确定，卷宗里“杨立学”的指纹，与杨立学本人不同。彼时，已是杨立学为他人背案底的第11年。

 

冒名者被揪出，被冒名者的案底还没完全清除

确认杨立学身份与卷宗身份对不上后，检方启动了相关程序。

2020年7月10日，上海二中院接到上海二分检的《再审检察建议书》；8月17日，上海二中院作出刑事裁定，认定10年前案件中的“杨立学”系冒名，并将真正的罪犯名字更正为马银军。

冒名者马银军，1987年7月4日出生，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沙土镇人。检方信源显示，马银军在2008年7月8日，因盗窃罪被浙江省苍南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，2009年1月27日刑满释放。他出来不到4个月，就开始到上海作案。

至于马银军如何拿到的杨立学的身份证，以及又如何在两起刑事案件中，历经公安、检察和法院以及监狱等环节，完成“冒名犯罪”的，杨立学和律师都搞不明白。

而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，目前搜不到与冒名者马银军相关的公开判决。杨立学还不解的是，既然当年错误认定了自己的身份，11年后，办案部门又是如何获知马银军的个人情况的。

目前，有关杨立学的“抢劫案”虽然被纠正了，但闸北区法院在2009年10月20日，对杨立学作出的“（2009）闸刑初字第766号”盗窃案判决书中的名字，还没进行纠正。

梁宏刚律师说，这意味着杨立学的刑事“案底”还未得到完全更正，对他今后的出行、生活、工作等，还会继续造成影响。而杨立学还担心儿子的未来，以后考公务员、入伍或进事业单位等，会不会受到他的“案底“的影响。

记者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发现，像杨立学这样被冒名的事件并非孤案。梁宏刚律师说，办理这类案件很麻烦，如刑事申诉案件一样，启动起来非常艰难。 “在杨立学案中，谁该为此负责？马银军冒用别人身份，又该怎么追究责任？”

最近，杨立学去了江苏南通打工，在案底没有彻底消除之前，他还是尽量避免乘坐需要使用身份证的公共交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