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基本案情简介

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，系一家外商投资企业，也是家族企业，股东、董事、监事均为家族成员，其股东成员均为台湾户籍，平常也居住于台湾。公司设立之初，均由父亲出资，由长子担任董事长，次子担任总经理，儿媳妇担任监事，而实际控制人系父亲。2009年，长子因罹患重病回台湾治疗，在此期间，公司将董事长更换为父亲，法定代表人也更换为父亲，不久，长子之股权也变更为父亲名下，次子也回台湾，股权也变更至父亲名下，父亲又将部分股权转让给现任妻子。因拆迁，公司获得上亿元的补偿款，2019年，父亲因病在台湾去世，未留下书面遗嘱，遂遗产之争演变成股权之争。因公司位于北京，据此，长子将继母、其弟弟及叔叔等人列为被告，以股权转让协议书并非系其本人签字，当年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为由提起诉讼，并诉请返还目标公司的30%股权，该案由北京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审理。

诉讼过程中，长子又在台湾省提起刑事控告，指控其弟弟、叔叔等其他股东侵占其股权，由台中地区检察署立案调查。

此时，就同一股权纠纷事宜，境外刑事案件与境内民事案件先后启动，如该两案均发生于境内，则必然会遵守先刑后民原则审理，并无异议，然则一刑案发生境外，境内民事案件该如何审理呢？本文试就该问题展开论述，抛砖引玉，以供大家参考。

二、涉外刑民交叉案件不同观点之分析

一种观点认为，该案应当适用先刑后民审判原则，理由如下：

首先，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在不同法域之下的司法机构审查，而不是同一个法域，同一法域是“先刑后民”司法原则适用的前提。

三、司法机构对于涉外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程序及意见。

因该案涉及证据复杂，人员较多，又跨境，审判周期较长，在一审法院立案之后，原告又在台湾刑事司法机构控告，并立案，一时，刑民案件相互交叉缠绕进行，现梳理如下，便于理解该案不同法域司法机构的观点及处理规则。

1、北京法院民事一审阶段：一审开庭审理，虽然一方提及台湾刑事案件，但原告未提交书面证据材料，法官也仅做简单了解，中止审理，也对刑事案件未做评判。台湾刑事案件尚未结案，北京一审法院依法做出判决书。

2、台湾刑事审查阶段：原告在北京提起民事诉讼，立案之后，又向台中检察署提起刑事控告，在北京一审法院判决之后，台中检察署作出了不予处分的决定，台中检察署引用了北京法院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以及法院判决内容，如：“有该院民事判决书1份附卷可稽，亦同此认定，益徵明确。告诉人犹陈词认被告2人伪造其签名侵占其股份云云，实有瑕疵所指，委无足采。”        

3、民事二审阶段：二审期间，被上诉人将刑事司法文书作为证据提交二审法院，法院将该证据向诉讼双方进行了交换，并听取了双方的质证意见，最终认定该证据的真实性，但未见法院对其合法性和证明目的阐述及评判，故不清楚二审法院的最终意见。

4、台湾刑事复查阶段：原告不服检察署不予处分的决定，提起了复查，经过高一级刑事司法机关的审查，最终全部采纳了原刑事司法机关的意见及结论，同时对于原刑事机关采纳北京法院查明的事实以及认定部分，并无异议。

四、总结

  综上所述，就涉外刑民交叉案件，如刑事案件发生在境外，即便基于同一法律事实，存在同样的请求事项，但因涉及不同法域，涉及刑事程序的公法属性，国内民事审判程序不会中止。但无论涉外的是刑事案件，还是民事案件，司法机关查明的事实以及判决结果，可以作为证据使用，以供境内法院审判或裁决时作为参考证据，由此可见，两个不同法域的刑民交叉案件在司法程序上并行，在事实认定部分互有交叉。